中青报:怎样阻止“踮脚尖”的小用户沉迷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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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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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一林、侯瀚如、陈侗、徐坦(从左至右)20世纪80和90年代是中国艺术界一段颇为动荡的岁月。不仅是中国艺术,连同中国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进程也成为后来人们所津津乐道和绕不开的话题。而关于那个时期的艺术和艺术家们的创作实践,总是带着时间的距离,让今天的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展览现场2017年3月15日下午,“大尾象:一小时,没空间,五回展”在北京OCAT研究中心开幕。此次展览由策展人侯瀚如与蔡影茜担任策展人,展出了活跃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0年左右,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的艺术家团体“大尾象工作组”当时的创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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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加强顶层设计,优化智库结构布局,促进智库协同创新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当前需要对智库加强顶层设计,合理规划智库的空间位置、研究领域与主打产品,分区域重点建设一批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基地,体现智库发展的层次感与协调性。在整体的布局中,党政军智库和社科院智库侧重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和外交等领域,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以社会治理和科技创新见长,媒体智库则擅长社会舆情和对外传播能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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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2+2”会谈,双方围绕岛屿问题的分歧依旧难以弥合,显然不可能在一个多月后安倍访俄时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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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日报》21日援引政府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自乐天上月与国防部签署换地协议后,境外针对韩军网页的攻击行为增加数十倍,达到露骨水平。该报对比前后变化说,签订协议之前的一周里,外部网络攻击仅一次。但在2月23日至3月1日期间,网络攻击增加到19起。从萨德发射车运抵韩国的消息见诸报端后,攻击势头更加明显,至3月15日大幅增至44起。韩军内外都在担心中国已打响全面网络战。

  对于墓地租赁20年到期后如何收费的问题,李红兵表示,根据国家殡葬法规条例,墓穴租赁周期为20年,从第二个管理周期开始,只收取墓地管理费(即墓造价的5%)。

  纽约大都会运输署(MTA)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开始,纽约地铁每年死亡人数都维持在30人以上。从2007年开始,每年死亡人数几乎攀升到50+,相当于每周死1人。这其中,有意外也有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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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明确的报名基本条件里就包含“对相关学科领域具有浓厚兴趣,已有较扎实的知识积累或学术训练,有深入或创新的见解,在相关学科竞赛、征文或创新活动中有出色表现”一项。北大明确,申请报考者须具备下述条件之一,包括:有发明创造或参加科技类、人文社科类竞赛全国决赛或国际比赛获得优异成绩者;在该校自主招生专业范围内有相关学科特长、创新潜质,并在国内外相关专业学习实践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者;在高中阶段参加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学)全国决赛获得优异成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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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怎样阻止“踮脚尖”的小用户沉迷游戏  在数字时代,作为管理员的互联网企业要不断创新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家长也需要启蒙,从而形成虚拟游戏场的公序良俗。   很多家长都有带孩子去游乐场的经历。 游乐场里有各式各样的游戏设施,几乎每一种设施的门口都会标注对入场游戏者的限制。 限制大概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是患有某种疾病的限制入内;第二类是超过一定年龄的孩子才能入场;第三类是按照身高划分,个子低于多少厘米的不准入内。 这三类限制,除了第一类很少有人会拿自己的小命冒险之外,其他不论是按照年龄,还是按照身高,都会受到一些挑战。

  一些家长受不了子女的软磨硬泡,即便不满足年龄要求,也会抱着侥幸心理谎报。

一旦出事,游乐场和管理员的责任却难以开脱。

因此,管理者倾向于使用更客观、更准确的指标——身高来衡量参与者是否满足条件。 于是,很多游戏设施的入口都立着一根带着身高刻度的标杆,家长不负责任和管理员不具备准确识别能力的矛盾由此解决了。   然而,一些刺激性不强、危险性不大的游戏设施并没有明确的身高限制标准。

如果条件限定在110厘米,游乐场就会损失100~110厘米身高之间的游客,如果条件设定在100厘米,100~110厘米身高之间的孩子又可能出事。

怎么办呢?一些游乐场的解决办法颇为巧妙——如果家长愿意陪同孩子,条件可以适当下调,比如本来要求身高110厘米,有家长陪同就可以降低到100厘米。

这样,游乐场就在明确限制性条件的情况下,把照顾孩子的责任转移到了家长身上。

  久而久之,游乐场的规则就形成了。 几乎没有家长会质疑管理员,为什么孩子不能玩?为什么家长陪孩子就可以降低身高?家长不轻易挑战这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原因在于规则背后的责任机制已经非常清晰。   在游乐场里,通过明文规章、身高测量、家庭陪伴和管理员约束,最终形成了一个既能满足孩子娱乐需求,又能确保孩子安全的责任共担机制,参与游乐的各方都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应该如何保护孩子。

  其实,在电子游戏中也存在非实体的“游戏场”,有着跟现实游乐场一样的规则和标杆。

  随着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游戏生产商明确限定了游戏参与者的年龄,但也会遇到与游乐场一样的挑战:无法准确识别用户。 游戏经营者,也就是游戏场的管理员,难以控制不符合游戏年龄限制的用户。 即便是在实名制的情况下,也难以把虚报年龄、“踮脚尖”的小用户们屏蔽在游戏之外。   近日,腾讯在《王者荣耀》中启用了人脸识别验证的功能,将用户真实面部信息与公安权威数据进行比对。

通过这种做法,增加了精准的标尺,会提升游戏场的管理水平。 数据显示,12周岁及以下未成年用户平均游戏时长,相比校验前下降46%,12周岁以上未成年用户平均游戏时长,相比校验前下降24%。

应当说,基于技术上的主动创新,腾讯用互联网思维践行社会责任,取得了较好的示范效果。   但是,再精准的标尺也需要家长的配合,看看游乐场那些哭着、闹着,执意要去玩游戏的孩子们,哪一个是被管理员拎出来的?还不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家长一定会想方设法、连哄带骗地把孩子弄走。

但在虚拟的游戏场中,为什么孩子出了问题,大部分家长都会把责任推给游戏经营者呢?这就是家长不在场的无责感在发挥作用。

所以,在游戏企业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方法,政府部门拿出公共数据资源来实现标尺的精准化之后,家长也需要承担起相应责任。 家庭已成为中小学生上网的第一场所,家长不能再把不在场的无责感作为孩子出问题之后追责的底气,而要反思如何构筑保护孩子的第一道防线。

  需要整个社会达成的新共识是:无论是在游乐场,还是在虚拟的游戏场,家长和管理员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共同责任人。

在虚拟的“场域”中,共同责任人应该如何划分责任和承担义务?在数字时代,作为管理员的互联网企业要不断创新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家长也需要启蒙,从而形成虚拟游戏场的规则与秩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田丰来源:中国青年报(责编:董晓伟、王倩)。